可见，意义提供了预期的脉络，它调整着从一个预期到另一个预期的转换，还调整着体验与失望如何进入预期脉络，以及调整着以新的预期替代旧的预期，等等。

三是要推进多层次多领域依法治理，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一是要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

五个必由之路，即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团结奋斗是中国人民创造历史伟业的必由之路，贯彻新发展理念是新时代我国发展壮大的必由之路，全面从严治党是党永葆生机活力、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的必由之路。第七，生态环境保护任务依然艰巨。这就需要我们规范财富积累机制，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保护合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探索多种渠道增加中低收入群体的要素收入，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二是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实行司法人员分类管理和司法责任制。

第五，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仍然较大。保障进城落户农民合法土地权益，鼓励依法自愿有偿转让。第一，规范与事实的矛盾。

法律移植是以立法方式来建构法律体系，进而对社会秩序进行塑造。社科法学大多数采取外在视角研究法律，如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等研究视角，法教义学则立足法学的内在视角。相较于疏导和回应民意，司法公信力问题的根源在于社会公众对于司法裁判的质疑和批评。在这个意义上，数字法如新商人法一样不是反功能分化，而是功能分化的产物。

由于中国移植的西方法律规则并非产生自本土的社会事实，所以，当这些法律规则的规范要求缺乏本土社会的认同和接受时，法律规范自然无法对本土的社会事实进行调整。二是从司法角度出发，通过提升司法裁判的一致性、合理性和公正性，使社会公众认同和接受司法裁判。

时间维度指向法律运作的封闭性，社会维度指向法律制度的反身性，事物维度指向法律系统的同一性。一方面纲要化使法律系统对事物的沟通指涉得以条件化，这种条件纲要可能随着事物的差异而具有多样性。换言之，法律系统的运作可以不依赖外部环境而自主做出法律决定。四是后果论与原则论的差异。

同时，法的自主性之悖论实质上是法的统一性之悖论。对此，有学者已经发出法律死亡的预告。这两种模式的差异主要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一是精英主义与大众主义的差异。如果现代中国的法律秩序要追求法治理想，尤其在数字法的条件下，建设法治中国，那么，中国法理论就不能不认真对待法的自主性问题。

第一种模式以职业主义为导向，它是以第一个《人民法院五年纲要（1999-2003年）》为纲领。关于法的自主与不自主之区分本身就是一个统一的区分，当这个区分自我套用时，就会产生法的统一性之悖论。

在这个意义上，司法是弥合事实与规范、沟通理性与情感、整合规则与制度、融合建构与自发、调和特殊与普遍的枢纽。中心与边缘的分化形式使立法与司法面对社会环境具有不同的运作取向，立法运作是以认知开放作为取向，司法运作则是以规范封闭作为取向。

中国法学围绕着法治问题而展开的三次争论表明，人们不断推进对中国现代法治建设的认识，如从规则之治，到司法之治，再到正义之治。如此，法的自主性是以法律系统的分出为前提。（三）法的自主性之事物维度 从事物维度来看，法律的功能涉及到预期脉络的同一化。首先，法的自主性是现代法治的前提。在现代社会，一方面法律是独立于其社会环境，法律与社会环境之间不存在直接的点对点关系，法律甚至可以漠视其社会环境的变迁。系统论法学认为法律是一个自我指涉、自我描述、自我观察和自我再制的社会系统即自创生的法律系统。

民意只能激扰法律沟通，它本身无法直接参与司法运作。由于立法与司法可以彼此观察，所以，无论立法决定，还是司法决定，法律系统都可以对法律决定形成一种二阶观察模式，这种观察模式使法律决定在运作上形成一种二阶控制论循环。

虽然法律移植实践假定了法律规则具有普遍适用性，但是，法律规则的适用离不开特定的社会脉络。来源：《浙江社会科学》2021年第6期。

改革开放以来，因应社会发展需要，最高人民法院曾对司法体制进行改革。另外，现代社会的功能分化，不同社会领域可能形成不同的正义诉求，即社会的正义诉求充满了差异性和多元性。

譬如柏拉图的城邦正义观。一方是支持和倡议法律移植论，主张法律移植能够实现法律现代化，另一方则主张和提倡本土资源论，认为法律移植不能实现法律现代化，甚至法律本身就是不可移植的。这个命题本身带有折中的立场，而且强调本土化来凸显中国法律和法学现代化的主体性问题意识。其中，规范性的预期结构与社会秩序控制紧密联系，并形成社会的规范投射。

而且，法律的认知开放是建立在规范（运作）封闭的基础上。现代法治要求司法具有独立性和自主性。

如果从法律的内部视角，那么，法律是自主的，法律是独立于其社会环境。如此，系统论法学通过自我描述与异己描述的区分使法的自主性之悖论得以展开。

这三个理论流派分别在规则层面、司法层面和论证层面触及法的自主性问题，譬如，哈特是以规则的确定性来捍卫法治，霍姆斯是以司法的自主性来捍卫法治，德沃金则是以论证的整全性来捍卫法治。正如法与不法的区分之自我套用，这个区分是合法，还是非法？如此，法的统一性就变成了悖论。

这意味着法律系统是一个自创生的社会系统。不过，法律移植的本土化命题似乎没有关注这个深层问题。这个法理论难题涉及到如何观察法律和社会的关系。于是，现代法治一方面要求正义的法律，如通过立法来保障人们的自由平等之权利，另一方面则要求法律的正义，如通过司法来保障人们的自由平等之权利。

虽然现代法学的主流理论，如自由主义法学理论，积极捍卫法的自主性，为法的现代性及其法治理想进行辩护，但是，现代法律秩序的实践仍然激发出不同的理论回响。同时，这个制度化的预期是以第三方预期的预期为基础。

一方面精英司法论强调司法的独立性，认为法官可以独立裁判，不受民意影响。无论社会出现何种越轨或者违法的行为和思想，法律规范都不会被认为是无效的。

法律的内部视角认为法律是自主的可见，通过法律论证的冗余性和变异性，不仅法律系统的规范封闭和认知开放可以同时并存，而且法律系统还同时提升了其面对环境的漠然性和可激扰性。